刘晓春 肖蕾：从伦理重塑到养老金融，构建中国养老体系的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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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要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活跃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体系，不仅仅涉及筹集养老资金的问题，更是怎么养老，养什么老的问题。

现有养老体系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在现代退休制度下，人生阶段的突然转折对老年人生活和心理带来冲击；二是退休即“被供养”，人的社会价值创造过程被人为中断；三是老龄阶段漫长多样，需要用更精细的需求分层来更新养老策略；四是传统伦理规范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

解题，需要回答以下三点：

第一，养老谁来养：以伦理为本，丰富“尊老爱幼”的内涵，形成社会养老观念和机制，同时从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推动教育社会化等方面破解生育难题。

第二，养老养什么：重视老人不同阶段的细分需求，扩大其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让老年人全面发展。银发经济既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更要让不同阶段老年人获得服务和贡献社会的机会与岗位。

第三，钱从哪里来：创新金融体系，将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相融合，建设“筹集-管理-运用”资金相协调的养老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资金信托和养老信托一体化服务，在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的同时，作为中立第三方，加强对养老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监管，养老信托的功能还可以延伸至监管社会各界对养老机构的慈善捐款。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肖蕾 开泰远景基金（香港）投资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 本文刊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4年4月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中国养老蓝图：从伦理重塑到养老金融

文 | 刘晓春 肖蕾
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并达到相当高的比重，比如20%以上，直至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全球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和比例正在增加。2019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10亿人。到2030年将增加至14亿人，到2050年将增加至21亿人。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将加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常态。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供应的丰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导致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当代地球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生育率提高的结果，是寿命延长的结果。提高人类生育率，只会提高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不会降低老龄人口占比。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和灾害，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随着这一趋势日益显著，人类社会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由于特殊国情表现得尤为特殊和严峻。通过对金融实践、社会政策、文化以及老龄人口特点的长期观察，笔者结合自身在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尝试为适应老龄化趋势的社会提出创新方案。本文将梳理老龄化社会的显著特点与四大难题，与其带来的三大核心养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创新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旨在为建立一个更为完善和可持续的中国养老体系提供参考。

全球集体变老

老龄社会将成人类社会常态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技术进步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满足人类温饱和生命延续的物质供应不断增加、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随之不断增加，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虽然如此，在近代百年之前的历史中，由于物质供应的增加跟不上人类数量的增加，导致大量的战争与杀戮，再加上自然灾害、瘟疫流行等，因而人类的人口数量在增长，但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增长缓慢，也因此，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在10%以下一直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近100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再加上社会治理更注重人类生存环境和公共社会福利，和过去历史不同的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是人均寿命同时大幅度延长。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看，今后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在20%左右甚至更高，可能将是正常状态。人类历史上的灾害、战争，会导致阶段性人口减少与年龄和性别结构的改变，但很快会恢复正常。但是今后，即使发生灾害和战争，也只会阶段性改变老龄化的状况，当下老龄化的趋势和结构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除非人类的科技和医疗水平退化，导致人类平均寿命大幅度缩短，才会改变这种趋势和状态。因此，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直至达到一个“老龄曲线”的极值。这个极值现在无法预测，也不能被人类主观设定，是人类社会在新技术发展、新生活方式、新社会制度下自我延续的一种新平衡稳态。

火车转向，铁轨未换

——四大难题

“老龄曲线”的新轨迹日益显现，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而现行的社会观念、经济体系和金融工具却未跟上。仿佛一列火车正试图转弯，却发现铁轨依旧笔直。如此偏离，自然会引出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1、“突然断层”的生命转折点：退休制带来的老年心理困境

古人把人生分为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是从生命周期或生理角度划分的，到了现代依然这样划分；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从社会生活角度将人生分为学习、工作、退休三个阶段。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是逐步过渡的，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割点，而学习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是突然的转折，分界线是很明确的。这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生活都带来很大冲击。在农业社会，一个人从出生，到逐步下田耕作，到渐渐退出劳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现代退休制度下，退休的那一刻起，一个人就退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而进入一段可能没有目标、无所事事的旅程。现代社会人生阶段从“过渡性”突变为“转折性”，必然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2、退休即“被供养”：被人为断裂的价值创造分水岭

现代社会将人生分隔为学习、工作和退休三个阶段——这便是人为地将人生分为“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阶段，“不创造价值”当然就等于“被供养”，学习阶段由父母和家庭供养，退休阶段除了自身积蓄，就只能靠社会供养。中国在殷商时代就有“七十致仕”的退休制度。不过，这只是官员的退休制度，不是全体老百姓的。更何况那时的人们，即使是官员，能活到七十岁的本来就不多，国家也供养得起。此外，那时还是贵族制社会，官员本身也是贵族成员，赡养不成问题。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退休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归宿，退休后，在社会意义上就是不创造价值的人，是需要被供养的人。在农牧业社会，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并且是自己生产物品的第一消费者。一个不再下地干活的老人，哪怕在屋里稍有劳作，既是家务，也是创造社会价值。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只要没有工资收入，就纯粹是一个消费者。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将人在特定年龄推入不事生产的境地，退休制度给原本人的自然老去、逐渐减少价值创造的过程，添置了一个强制停止价值创造的开关。

3、老龄阶段的漫长与多样：更精细的需求分层

现代社会生活在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常情况下许多能活到90岁以上。如果以男女平均60岁退休计算，老年阶段便有30年左右之久。30年，在人生中是漫长的一个时期，这首先可能意味着无所事事的时期是漫长的；其次意味着不创造价值，需要社会供养的时期是漫长的。不过，在这漫长的时期内，人的身体状况、心智能力、价值诉求却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样性的。根据健康状态和心智变化，可以将老年阶段细分为：健壮阶段、衰退阶段、失能阶段等。在不同的阶段，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是不同的，传统的无差别养老概念无法覆盖这些需求。因此，有必要丰富“养老”这个概念的内涵，用更精细的需求分层来更新“长寿社会”的养老策略。

4、伦理失基：养老伦理难以为继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家庭单位越来越小。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出现了如下情况：少子化；人口流动性加大，代际之间离多聚少；代际之间思想、潮流、习惯以致生活方式等差距不断扩大。这造成可以供养和照顾老人的子女越来越少。极端情况下，一对年轻夫妻可能需要供养12位老人，即双方父母和父母的父母。因为人口流动，许多子女与父母工作、生活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即使父母子女在同一个城市，但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和生活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全职照顾老人意味着失去自我。中国自古有一套由祖先崇拜而来的“孝”的伦理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家的安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这其中包括了养老安排。一个人得以颐养天年，靠的是晚辈孝顺和供养。可以说，这套伦理规范是尽可能将养老问题局限在家庭范围解决，最多扩大到宗族的范围，而不让其成为社会负担。这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方式是基本相适应的。但这套伦理规范显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现代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打破了传统家庭组织模式，传统伦理规范也失去了经济基础。这也是让许多中年人、年轻人甚至刚退休人士内心挣扎的问题根源：一方面想尽孝，一方面无力尽孝。

解难题的三步方案：

伦理为本，需求为先，金融为翼

在新特征下，四大难题相互纠结，传统的“只走身，不走心”的养老模式必然漏洞百出，无法满足。在现代社会，老年人面临的是一个延长的生命周期，“老”，既是“老当益壮”的“老”、也是“尚能饭否”的“老”、还是“不能饭否”的“老”，这多种情况可以概括为“健壮、衰退、失能”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需求——不仅需要解决“肉身”的温饱、医疗及护理，还要顾及“内心”的心理、情感甚至事业志向等需求。解答这道大考题的方案，仅靠增加一个部门、出台若干政策显然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改变解题思路，由内而外，从观念-肌理-系统，构建一种更创新、更人性化、更细致、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和金融系统特点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我们的拆题和解题思路如下：

• 养老谁来养：丰富“尊老爱幼”的内涵，重塑伦理规范，将养老责任社会化、合理化。
• 养老养什么：重视老人不同阶段的细分需求，扩大其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让老年人全面发展。
• 钱从哪里来：创新金融体系，将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相融合，建设筹集资金、管理资金、运用资金相协调的养老金融体系。

谁来养：伦理为本

丰富“尊老爱幼”的内涵，重塑伦理规范。

“孝”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规范。因为“孝”，所以“尊老爱幼”，进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样一套伦理规范所造就的社会体系，确保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虽然“尊老爱幼”是从社会层面提倡的，但最终是落实到个人和家庭，无论是“尊老”还是“爱幼”，制度上并没有社会层面的安排。当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全球化经济、城市化和老龄化时代，这样的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尊老爱幼”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永恒的伦理规范。伦理规范一般规范个人行为并进而成为社会风俗。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体现了个人对待长者的态度，但社会对个人和对他人长者的责任期待是有区别的。个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而尊敬他人的长辈则未必是强制性的。由于缺乏社会养老机制，传统上出现了“养儿防老”的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将社会问题家庭化，把养老责任归之于家庭，长期以来导致了中国社会养老机制的缺失。随着社会变革，这样的家庭化伦理规范逐渐不适应，需要充实和调整。现代的孝道和尊老不再仅限于家庭和家族，而应扩展到社会层面，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的参与。也即是说，“孝”的落脚点不是“老吾老”，而是“老人之老”，“孝”是社会化的“孝”，由社会规范而及于个人行为规范。社会养老观念和机制的形成对现代和未来社会至关重要。适老服务应成为公共场所和机构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个人，除了传统的赡养老人方式，应鼓励参与养老公益事业，捐助养老基金和机构。社会化养老意味着每个人的晚年都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无论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将来的自己。“尊老”如此，“爱幼”同样如此。少子化甚至无子化也是当今人口发展的一大困境。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减少，是比人口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体现，但人口因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这是进步与毁灭的争持。人类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治理的进步，确保相当数量的婴幼儿能活到成年，使女性能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使女性与男性有了平等的地位，“相夫教子”的社会分工和伦理规范，已不相适应。例如，幼儿园教师和全职家庭主妇的职业路径、人生路径截然不同。同时，生育对女性的职业生涯有重大影响，即使法律允许较长的产假，企业也不能长期保留职位，这可能会导致职业女性失去晋升机会。此外，目前教育体系过度依赖家长参与，这也使得许多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可能得从两个方面着手：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而不是简单延长产假；同时，推动教育社会化，家庭应更注重亲情和榜样。两者齐头并进，才可能真正破解生育难题。

养什么：需求为先

发现老年人细分需求，提供继续工作/创造的

机会，让老年人“全面发展”。

笔者之一（刘晓春）当年在香港工作，有一位女同事，生了三个孩子，请了两个菲佣。香港法律规定一个保姆最多只能照顾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就必须请两个保姆。她的工资基本上和两个菲佣的薪酬相当。我们说，不如自己在家照顾孩子，省了菲佣的钱，自己还不用上班。她说她还是愿意上班，这样每天下班可以尽母亲的职责，上班能接触社会和同事，心情更好。可见，这不是简单的一笔经济账。除了妻子和母亲，她还希望自己是一个社会人。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退休不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点。养老，不能是有形无形的“圈养”，将老年群体当作对社会无贡献的群体，与社会有形无形地隔离开来。至少失能之前的老年人，同样希望自己是社会人，而不仅仅是被赡养的非社会人。因此，养老，不仅仅是筹集养老资金的问题，更是怎么养老，养什么老的问题。银发经济既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更要让不同阶段老年人获得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机会与岗位。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比如旅游、娱乐等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解决老年人与社会的脱节感。也有建议让刚退休的老年人在家照顾自己更老的父母，就是传统的“尽孝”。这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当今社会已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与上述香港职员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健壮老人到养老机构每天服务4小时，和每天在家照顾失能父母是不一样的状态和意义。现在，许多身体健康的老人，旁人看着，感觉他们沉迷于广场舞、小视频等，更有的在公园、街边长久默坐，认为他们的生活很不健康，期望将他们从中解脱出来。问题是，解脱出来，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找安心之处。养老，养老，养的不仅是老龄人口的身，更是老龄人口的心。所谓的“银发经济”，银发一族是被作为消费端看待的。如果制度设计好，银发一族同样可以成为银发经济的供给端。应该允许人们退休后再就业。适当延后退休年龄是必要的，但退休年龄也不能延迟过久。连续工作 40 年以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心俱疲。尤其是进入老龄期，与以往同样的节奏继续工作，对养老，对所做的工作，都不是最佳的。因此，退休后，经过适当的身心调节，再寻找适合老年人节奏的工作岗位是合适的。比如3小时、4小时工作制的岗位等。政策上可以有如下措施：1.退休后再就业可以继续享受社会养老金，但个人和企业不用缴交社保基金；2.对招聘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鼓励社会各界举办各类公益事业、文体团体或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大量服务社会的岗位。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大量不同的公益机构、文体团体或企业，另一方面，这类机构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节奏，可能有许多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节奏相契合的岗位。我们需要认识到老年人群体具有重要而尚未被充分发掘的价值，例如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支持。在为老年人创造岗位的过程中，也要警惕“代沟”演化为“世代矛盾”的现象，即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价值观可能脱节，年轻人担心老年人的延迟退休，会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失业问题。近年来，日本出现“恨老族”，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日益严重。受到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以及老年人再就业增加的影响，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对老年人的不满情绪。然而，东亚社会仍然注重资历、职业阶梯和经验，对于有能力和社会资源的老年人来说，提携年轻人是非常必要的，在经验和知识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年轻人在寻找社会地位和立足之地时，老年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发展需求。我们需要认真发掘老年人的“经验价值”和“提携价值”，研究如何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价值结合。老龄化社会带来了一些看似矛盾的观点。有人担心劳动力减少、赡养压力增加；有人忧虑人口红利消失、就业机会减少。最近甚至有著名人士建议提前退休年龄，为年轻人让出岗位。但这样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老龄化进程。何出此言？因为就业岗位增加的根本，在于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关键是经济结构和运行模式能否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年龄结构。正如上述香港职员，两个菲佣照顾孩子，她下班后也参与其中。社会因此多了三个工作岗位和三份 GDP。如果她做全职主妇，虽然可以24小时照顾家庭，但对社会而言，就少了三个就业机会。孩子的抚养教育是否更好，没有定论，但对社会和员工本人都未必是最佳选择。当越来越多家庭内部事务变成社会化服务，经济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就业岗位。老龄化和生育问题，需要通过家庭劳动社会化来解决，而这又会催生更多服务需求和就业机会。其中有些岗位适合年轻人，有些则更适合不同阶段的老年人。而对于“不能饭否”、身体机能衰退甚至失能的老人，养老机构是必须的。不过养老机构还是要改变“圈养”模式，而应该与幼儿园、中小学比邻而建，让老人能听见幼儿、少年的声音，看见幼儿、少年的身影，如果可能，最好让老少之间有交流的机会。这是比设施、食物、医疗等更好的养老环境。与此同时，也需要“外力”——即创新的金融体系配合。

钱从哪来：金融为翼

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相融合，建设“筹集-管理

-运用”资金相协调的养老金融体系，确保

“养老钱”的持续和安全。

养老金融是老龄化社会的常态化金融形态，通过对经济领域的特殊服务，在促进老龄人口身心健康的过程中达至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养老金融为老龄人口服务是全方位的，不能就老龄人口论老龄人口，就金融论金融。如何创新解决养老资金筹集的问题，是养老金融的重要内容和责任。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还面临着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服务的繁重任务。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各类养老产品生产商和养老服务提供商。特别是要大力支持那些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和机构。目前，各类金融机构都在硏究为养老资金提供管理的创新服务，以确保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老龄化社会，养老资金的筹集、保值增值管理固然重要，但如何确保有效、合理使用则是养老金融的终极目标。当老年人处于健壮期、衰退期，只要头脑清晰，他们是能够自主支配资金的，这个时候确实主要需要的是保值增值服务。但一些健壮期、衰退期的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帮助其有效、合理使用养老资金，比如合理、适当的身体检查和疾病防治等。当老年人进入失能阶段，子女不在身边，即使住养老院，已经不能自主支配资金的使用。这时，资金的保值增值已经没有意义，而资金能够被合理、有效的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养老的最终阶段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有尊严地老去和离世。因此，需要创新性地扩展养老金融的内涵，提供资金信托和养老信托一体化服务。当老年人选择进入养老院时，可与金融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将资金和养老事务管理权委托给该机构。金融机构负责挑选可靠的养老院，并监管其服务质量，确保费用的正确使用并及时支付。如养老服务出现问题，金融机构将代表老年人维权，包括与养老院协商、提起诉讼或更换服务提供者。老年人的医疗事务也将由金融机构以相同方式管理。整合资金信托与养老信托带来多重益处：它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同时，作为中立第三方，加强对养老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保护委托人合法权利，确保老年人受到恭敬和妥善照顾，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这种整合不仅让老年人生活无忧，也减轻了他们子女的负担，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的养老环境。此外，当公众看到养老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更可能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等金融活动，增强养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养老信托的功能，还可以延伸至监管社会各界对养老机构的慈善捐款。比如，有人想给一家养老院捐钱，专门用来改善养老院的数字化系统。但是养老院拿到这笔钱后，很可能会挪作他用，或者能省则省，少投入一些到数字化系统上。可这样一来，数字化系统就得不到改善。这时候，就需要金融机构来帮忙监督——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委托，确保养老院在不减少原有投入的情况下，把捐助的钱全部用在数字化系统的改善上。这样捐助者的意愿就能得到满足，数字化系统也能得到切实改善。解读老龄化社会的复杂图景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幅图景中，文化、伦理、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体系等等因素千丝万缕，交织无处不在。搭建一座跨越现有养老体系缺口的桥梁是一项大工程，而当下社会对于这种全新老龄社会下的养老研究尚处于探索早期。在本文中，我们尝试提出的初步建议——从重塑伦理规范，到创新养老金融产品——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活跃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老年生活模式和支持体系。对于已经被充分讨论的养老资金筹集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并未展开。希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创新能力的增强，未来的养老解决方案将更为精准、个性化，并且能够更好地与老年人的生活期望和社会价值创造相融合。全面优化中国的养老体系不仅是一项社会责任，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途径。期待本文能够激发更多的思考、探索和更大胆的创新，共同创造一个让老年人（以及每个人），都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有意义的明天。版面编辑：潘潘｜责任编辑：潘潘 视觉：李盼 东子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 财经出品”